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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执分立理论架构下的执行裁判权

文章来源:方嘉     发布时间:2016-03-28 14:04:14

       一、审执分立的理论渊源及其流变

      (一)审执分立理论的产生及其必要性

      在我国的司法进程中,民事审判与民事执行工作经历了从审执合一到审执分立的改革演进。自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首次确立了审执分立的机构设置原则以来,审执分立理论已成为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通识。审执分立原则所基于的理论渊源缘自审判权与执行权不同的权力属性。

      通说认为:民事审判与民事执行发挥着不同的司法职能。民事审判居中裁断,厘清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以生效法律文书的形式将其加以固定;而民事执行是执行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的活动和过程。“审判权带有明显的司法权属性,而执行权则更偏重于行政权属性。司法权以判断为本质内容,是判断权;而行政权以管理为本质内容,是管理权。判断是一种‘认识’,管理是一种‘行动’。判断的前提是关于真假、是非、曲直所引发的争端的存在。管理则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它不一定以争端的存在为前提1)。“因此,审判权与执行权在运行过程中在是否主动、是否中立、以效率优先还是公正优先等方面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正是基于审判权与执行权在权力属性、运作程序、职能需求等方面的不同,审执分立在司法改革进程中成为必然。

     (二)从“绝对分立”到“相对分立”——审执分立基调下的审执协调

      随着审执分立成为司法界的主流认知并在机构设置、职能运行等方面得以进一步深化,民事执行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也随之得以明显改善,审执分立的机构设置原则也一直稳定地延续至今,成为各级法院机构设立不可动摇的基本前提。然而,审执分立原则在实际操作层面逐步显现出“绝对分立”的异化倾向,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这种“绝对分立”的异化倾向主要表现在认为审执分立就是“审执隔离”,就是“审定执从”或“审决定执”等错误认识以及审判结果不考虑执行可能、审执资源调配失衡等错误举措上。比如部分裁判文书存在瑕疵,而这种瑕疵既不能简单的用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在执行程序中又难以弥补,直接影响执行效率和司法公信;又如审判效果不佳,诉讼矛盾沉淀于执行,审判法官本着如何判的思维,执行法官则是本着如何兑现,审判法官注重决断性,执行法官则侧重现实性,这种思维的差异导致判决了难以执行;再如调解有失规范,一些调解协议难以执行,一些调解协议规避法律,一些调解协议又附加条件等,这些问题在执行阶段都增加了解决的难度。

      为纠正这种“绝对分立”的错误倾向,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开始重新认识审执职能,逐步强调“审执配合”的重要性。审判与执行时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是人民法院内部的分工,是人民法院职能的两大基石。审判是诉争权利义务的判定,执行是使已经判定权利的实现,审判是执行的前提和基础,执行是审判的归宿。“人民法院确立立案与审判、审判与执行、审判与监督的“三分离”制度,科学合理配置审判权与执行权,符合审判与执行的客观规律。与审执分立前长期存在的审执合一相比,审执协调不是重蹈审执部分的覆辙,而是强调分立前提下的全面衔接兼顾,是在不降低分工效率的前提下加强合作配合。这就要求,为了彻底杜绝因为法院内部协调配合原因造成的制度性执行难,从自身角度维护司法权威,审判部门应当勇于承担起明辨是非、确定责任的职责,而不能以抽象模糊笼统的裁判文字来回避矛盾,将问题推给执行部门2)。“同样,执行部门的人员也应当加强法律素养,理解审判思维,更加准确的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二、从审执分立到裁执分立——执行分权运行机制的目的和意义

      正如上文中所言,审执分立并非绝对的“分立”,放在执行程序中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关系的日益复杂,一份生效法律文书最终得以兑现,不仅仅涉及查封、冻结、扣划等强制措施的采用,很多时候还将伴随着执行异议的审查、执行主体的变更等具有裁判性质的过程。

     更进一步而言,人们对执行权的权力属性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从传统的“司法权说”到执行改革逐步推进过程中产生的激进的“行政权说”,再到两者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折衷说”,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执行权权力属性的认识开始逐步趋同。“传统的‘司法权说’认为,民事执行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部分,其程序建构带有明显的双方对立性,其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实效;而‘行政权说’则认为,强制执行具有确定性、主动性、命令性,因此,执行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执行权是国家行政权的一部分。3)”如今,学界普遍认为,执行权兼具执行实施权(行政权)和执行裁判权(司法权)双重属性。执行机关为实现申请执行人依法取得的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权利,而对被执行人行使法律赋予的诸如查封、扣押、冻结、变卖、拍卖、强制拆迁等强制执行措施,明显具有确定性、主动性、命令性的特点,与行政权属性相吻合;而当执行机关行使对案外人异议是否成立的审查处理权、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的裁决权等权力时,又与司法权的判断性、中立性、非命令性等特点相符。

     正因为社会经济生活关系日趋复杂,执行程序中不可避免间杂执行事项和裁判事项。如果将裁判事项完全剥离到审判部门处理,一旦审判部门迫于案件数量的压力,不能集中力量迅速审结执行中的争议事项,执行工作势必被延缓,有悖于执行对效率的侧重。另一方面,如果让执行员一人独揽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判权,又有影响执行公正的担忧。鉴于此,在执行程序中实行裁执分立,将执行权划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分别由执行机构内的不同单元行使,构建执行分权运行机制,正成为近年来执行工作改革的一个重点。可以说,裁执分立的执行分权运行机制,是审执分立基本原则在执行程序中的延续,不仅满足了执行工作对于效率的要求,也实现了对于执行权的监督4)。

      三、执行裁判权的内涵及分类

     为满足执行工作对于效率的要求,执行裁判行为必然存在于执行过程之中。“执行裁判行为是指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执行机关对执行程序参与人请求或争议的事项作出决定或裁判的行为。5)”总而言之,执行裁判权可以概括为是指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因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抗辩或异议而引起,或由执行机关依职权启动,由执行机关基于国家公权力,对程序参与人的请求、抗辩或异议作出决定、裁判的权力。

      执行裁判权根据所裁决事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裁判权

      变更、追加执行主体在我国是出于强制执行实务的迫切需要,并主要通过司法解释和各地法院执行部门的改革尝试而逐渐形成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对于许多规避执行的行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在缓解执行难方面起到有力的作用。但“被执行主体的追加和变更又意味着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及主体在执行缓解的变动或扩张,往往带来某些复杂的实体法问题,也可能牵涉到如何为被追加或变更的当事人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和救济渠道等基本权利。6)”

      总体说来,现行我国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裁判权是建立在“一法两解释”基础上的。一法即《民事诉讼法》第232条,两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1998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这一套规则体系中,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事由主要包括:一般性的权利义务继承,如公民死亡时的权利义务继承和法人或其他组织分立、合并时的权利义务继承;作为被执行人的其他组织与其投资人或设立人的主体资格、民事责任混同;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撤销、注销登记或歇业时,财产被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开办单位注册资本不实或抽逃注册资本;被执行人的名称发生变更。

      2、执行异议的审查裁判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执行异议制度是执行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执行异议制度在规范法律执行行为,维护执行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现行立法规定,我国的执行异议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执行行为的异议”7),另一种是“对执行标的的异议”8)。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这两类执行异议都是由执行机构或审判监督机构组成合议庭,对争议的问题做出裁决。

     3、其他程序性事项的执行裁判权

     除了以上两种情形之外,在执行过程中,还有部分程序性事项也需要运用执行裁判权,如中止、终结执行的裁判、对执行担保审查确认的裁判、对参与分配的审查裁判以及执行回转的裁判等等。

      四、合理配置执行裁判权的程序设置

      如前文所述,社会经济生活的错综复杂导致民事执行活动必然是一个执行实施与执行裁判相互交织的过程,但这并非重走老路的“审执合一”,更不是对“审执分立”基本原则的反动。为了保证执行裁判行为对效率和公正价值追求的兼顾,保证“审执分立”、“裁执分立”原则在执行裁判活动中得以贯彻,有必要对执行裁判权的运行程序作深入的探讨与合理的设置。

      总体而言,一项裁判活动的基本程序应该包括程序的启动、审查及救济三个大的部分,本文也集中就执行裁判活动的这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一)执行裁判程序的启动

      执行裁判程序在启动阶段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在于程序应当依职权启动还是依申请启动。对于执行异议的审查和程序性事项的裁判,法律对启动的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了对执行行为的异议应当依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而启动;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对执行标的的异议也应当依案外人的申请而动;同样,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执行中程序性事项的裁判一般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除这些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事项之外,争议主要集中在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程序应当如何启动。

      追加变更程序是依执行当事人申请启动还是法院依职权启动,其差异在于,如果依申请启动,就必须为法院审查当事人的申请设置必要的审查期间,从而增加追加变更程序的环节。但如果依职权启动,就无须再考虑审查期间及审查程序的设置,这样一来,就可以提高追加变更程序的效率。“然而,对于追加变更程序是依申请启动还是依职权启动,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实践及近年来的强制执行立法过程中,则存在强化依申请启动,弱化甚至是取消依职权启动的动向。之所以如此,除了二十多年来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带来的认识变化外,避免不当追加所导致的国家赔偿责任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学界仍然有部分学者坚持认为,依申请启动虽然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对当事人的意愿给予尊重,避免法院的潜在风险,但于执行效率而言,则必然有所减损。因此,是否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追加变更程序,还应视情况而定9)。”

     (二)执行裁判的审查

      执行裁判程序在审查阶段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审查的机构上。执行裁判事项究竟应当由法院内部的哪个机构来审查,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各地的司法实践也各不相同,有由执行机构进行审查的,也有有审判监督机构进行审查的,而更为通行的做法是按照执行裁判事项的性质,分别由执行机构和审判监督机构进行审查。笔者认为通行做法具有合理性,执行裁判事项应当区分性质由不同的机构进行审查。具体而言,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审查和执行程序性事项的审查应当放在执行机构内部进行。这是由于执行权兼具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这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执行裁判权放置在执行机构内部,不仅有助于争议事项的快速裁断,满足执行工作对于效率价值的特殊要求,同时,也有助于构建复合的、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强制执行权。而对于执行异议的审查权,交由审判监督机构行使则更为适当。这是因为执行异议所指向的对象本就是执行工作自身,如果将裁决权仍然放置在执行机构内部,则必然招致裁判公正的质疑。将这一部分执行裁判权交由审判监督机构行使,符合审判监督机构的职能定位,也有助于裁判结果的公正。

     (三)不服执行裁判的救济程序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个没有救济程序的裁判程序是不完整的程序。在不服执行裁判的救济程序方面,曾经因为没有相关的法条支撑,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曾引发了一些争议,但在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之后,对于不服执行裁判的救济程序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体系。具体而言,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二百二十七条分别规定了对执行行为的异议裁定以及对执行标的的异议裁定的相应救济渠道:不服对执行行为异议的裁定,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不服对执行标的异议的裁定,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需要指出的是,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并没有为追加变更被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行为规定专门的救济途径,因此,如果被追加变更的主体不服追加变更裁定,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先提出对执行行为的异议,并在不服针对异议的裁定时再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1) 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载《法学》1998年第8期,第32页。

2)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审执分离观念下的审执协调》,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7期,第52页。

3) 刘龙宝:《论裁执分离制度》,载《法治论丛》2004年第5期,第35页。

4)正如有学者认为:“控制与监督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分权,使各种权力之间既分开运作,又相互制衡。传统的民事强制执行中,由于职权划分不清,权力过度集中,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混同,执行人员可以决定是否实施强制执行,可以实施查封、扣押、拍卖等行为,并对违法者予以司法拘留的人身强制措施,可以对执行程序中发生的争议进行审查,作出裁判。这种高度集权,缺乏公开、制约监督的传统模式,造成了一个执行人员自案件受理后,从执行措施的决定到实施,从财产的调查、扣押、处分与分配,到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乃至对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处理,均有负责执行的执行人员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致使违法执行、滥用强制措施等现象经常发生,造成了执行乱、执行不公的情况,已危机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戚枝淬:《浅论民事强制执行权的分权运作》,载《行政与法》2006年第4期,第104页。

5) 刘全新:《论民事执行机构的执行裁判权——兼论我国执行权运行机制的完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4年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

6) 王亚新、百晓锋:《追加变更被执行人规则体系的重构》,系《民事诉讼法修改于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课题成果之一部分。

7)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8)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9) 王亚新、百晓锋:《追加变更被执行人规则体系的重构》,系《民事诉讼法修改于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课题成果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