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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看上去那么美: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运行机制研究

文章来源:黄红斌 黎莎     发布时间:2016-05-04 17:03:35

 

 

     2013年伊始,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法〔2013〕3号),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新一轮行政案件管辖改革的序幕,这是党的十八大过后最高人民法院推进司法改革的首个动作,一时间备受瞩目。同时,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自2000年来推行“有限提级管辖”[1]和2008年来推行“指定管辖、异地审理”[2]模式后,为打破行政审判制度坚冰,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推动行政审判权独立公正行使的又一尝试。笔者所在S县基层法院恰为本次试点工作指定法院,经过半年时间的试行,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是否达到了当初设想的目的?其间存在怎样的问题?法院工作人员及社会大众对这一新制度的看法和感受又如何?围绕上述疑问,笔者试图以实证研究方法一探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运作之究竟,以期对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提供参考。

      一、调查综述

     (一)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个别访谈为辅,结合查阅电子卷宗的形式展开。因笔者所在S县基层法院属于C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范围,而此次试点工作C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指定了L区基层法院和X区基层法院参与,所以问卷发放同时涉及这两个基层法院,以期调查结果更加全面、准确。

     (二)调查内容

      问卷共计设置21题,主要围绕调查者身份、对相对集中管辖的知晓度、对立案的感受、对裁判阻力的感受、是否增加了诉讼成本、对改善行政司法环境的作用等设置问题。问卷最后2题开放性问题则主要围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最应引起注意的问题和困难”和“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进行。

     (三)调查经过

      问卷调查于2014年3月中旬完成,共计发放问卷170份,回收有效问卷163份,其中当事人填写 72份,律师填写11份,法官填写68份,其他法院工作人员填写12份。

      二、对调查结果的梳理和分析

     (一)案件统计分析

      S县法院自2013年9月10日正式启动试点工作,集中管辖原由W区、X县、Q市、C市和D县5个基层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截至2014年3月10日,S县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情况如表1、表2所示:

表1 2013.9.10-2014.3.10行政案件收案情况表

 

受理数(件)

案由(件)

行政其他

行政公安其他

拆迁

房屋登记

工商

劳动与社会保障

林业

土地

行政城建其他

治安

数量

126

66

15

3

6

3

16

4

6

1

6

比例%

-

52.4

11.9

2.4

4.8

2.4

12.7

3.2

4.8

0.8

4.8

 

表2 2013.9.10-2014.3.10行政案件结案情况表

 

结案数(件)

结案方式(件)

裁定:驳回起诉

裁定:原告主动撤诉

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判决:撤销

判决:履行法定职责

判决:确认违法

数量

65

16

14

29

3

2

1

比例%

- 

24.6

21.5

44.6

4.6

3.1

1.5


    为了对比,笔者又将去年同一期间[3](2012年9月10日-2013年3月10日)的行政案件收结案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其间受理案件仅有12件,连集中管辖后收案数的零头都不到;涉及案由也仅有4种(行政其他2件,拆迁3件,劳动与社会保障6件,土地1件),比集中管辖后案由少了6种;在结案方式上,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有5件(41.7%),与集中管辖后相比基本持平,裁定驳回起诉的有2件(16.7%),比集中管辖后减少8%,判决维持的2件(16.7%),判决撤销的1件(8.3%),原告主动撤诉的1件(8.3%),判决赔偿的1件(8.3%)。由此可见,实施相对集中管辖后,行政诉讼数量增幅明显,涉及案件类型也更为丰富,但在对行政纠纷进行实体性裁判方面并没有多大进展。

     (二)问卷调查统计[4]

      1.对相对集中管辖的知晓度

      图1-1表明,“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对相对集中管辖的了解程度明显要高于“律师及当事人”,这主要得益于对法院内部工作的了解,后者在受访的83人当中无人选择“非常清楚”,还有16人(19.3%)表示“不清楚”。总体来看,社会人士对相对集中管辖的了解非常有限。

      图1-2表明,在针对了解渠道的调查中(本题可多选)可以发现,选择“法院工作人员告知”和“诉讼服务中心门口的公告牌”的分列前两位(分别有101人和42人),这说明信息源主要集中于法院机关,意即社会大众只有前往法院才有可能了解到相关情况,相对集中管辖的社会传播度较低。

     2.对立案、办案压力的感受

     图2-1显示,相对集中管辖对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超过70%的受访当事人、律师均认为有明显成效或是有所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半数受访者虽认可了其改善效果,但仍认为有进步空间。反映到对立案周期的感受上(见图2-2),呈现出较为极端的两种选择,认为立案周期明显缩短和变得更长的受访当事人、律师各占1/4,这说明个案差异相当大,相对集中管辖在立案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尚不稳定。

     在对办案压力的调查中(见图2-3),法院工作人员群体有65人(81%)认为办案压力肯定会加重,而当事人及律师群体则更多选择了“可能会加重”。但两个群体都没人选择“不会加重”,足见法院“案多人少”几乎已成公论。

     3.裁判时的考虑及感受

     图3-1表明,在3家基层法院参与调查的68名法官[5]中,有40名(58.8%)认为实施相对集中管辖后,法官面对的裁判阻力较之以前是趋于减少的,只是各自感受程度不同。选择“不清楚”的法官大多是因为没有接触过行政审判。

      图3-2表明,在针对实施相对集中管辖后,行政机关通过各种途径对法官裁判施加干扰的情况有所好转,在参与调查的59名法官中,除去选择“不清楚”的27名,有21名法官均认为“打招呼”现象有所遏制或是完全消失,这占到了32名法官的65%以上。

      图3-3表明,在针对法官在裁判时首要或更多地考量因素的调查中(本题属多选题),超过2/3的法官均选择了“法律本身的规定”,这一结果很是可喜。紧随其后的是对社会效果和当事人诉求的考量,而案件对稳定的影响、领导意见、与行政机关“互动”等则在法官心目中变得渐渐没有那么重要。

      图3-4表明,三家试点法院目前正在从事行政审判的18名工作人员中,有15人(83.3%)均认为实施相对集中管辖后,所遇到的行政案件类型变得更为多样、丰富,这与实际相符合。

     4.对诉讼成本的认知

      图4-1显示,82%的受访当事人、律师均认为实施相对集中管辖增加了诉讼成本,且这种增加尚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图4-2则基本印证了这一选择,有70%的受访当事人、律师都对诉讼成本的增加持较为乐观态度,这主要得益于感觉异地审理“更有希望”。

      5.相对集中管辖的作用发挥

      图5-1表明,差不多约90%的受访者对相对集中管辖在改善司法环境方面发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其中认为作用举足轻重和有较大作用的占到55%。图5-2表明,88%的受访者对相对集中管辖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发挥的作用持乐观态度,其中认为作用举足轻重和有较大作用的占到46%。这说明相对集中管辖在试运行过程中,还是发挥了应予充分认可的作用,但仍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图5-3显示,在对相对集中管辖对行政机关主要的促进作用调查中(本题可多选),“减少对司法的不当干预”和“改进执法行为”是最热门的选项,而其他选项(除“其他”)的选择人数基本持平。

      6.开放性问题描述

      按照笔者经验,调查问卷的开放性问题常常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即无人填写。但幸运的是,这次的调查虽没有绝对打破这种惯例,但有22名受访者回馈了意见建议,经笔者整理涉及如下:

     (1)相对集中管辖最应引起注意的问题和困难

      法院工作人员群体反映:A.“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法官压力巨大;B.案件判决后的执行能否顺利是很现实的问题;C.如何就部分多发性行政诉讼向所在地党委政府进行反馈;D.仍存在异地党委政府借道施压的情况,甚至上级法院也参与干涉、协调;E.宣传力度弱,没有引起社会关注。

      律 师、当事人群体反映:A.法院工作人员太少,工作效率跟不上;B.呼吁落实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认为相关制度太薄弱;C.法院审判法庭硬件设施差,没有科技法庭,还限制旁听人数;D.诉讼负担增大;E.法院工作态度不好。

     (2)改善相对集中管辖机制的意见建议

      法院工作人员群体反映:A.配强审判力量,增加辅助办案人员;B.对有关制度应尽快出台统一意见;C.尽快进行实质性的司法改革,改善司法环境。

      律师、当事人群体反映:A.增加法院工作人员,提高办案办事效率;B.推进司法公开,倒逼法院工作人员改进工作态度;C.多出台便民措施,降低诉讼负担;D.法院硬件设施应当改善;E.扩大宣传影响,让更多人明白该制度。

     7.小结

      综合调查情况可知,相对集中管辖试行之初,总的来说其作用发挥还是比较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不同群体受访者的主观感受上,一些受访者对这一举措极为赞同,甚至感觉重新点燃了希望。但是,由此暴露出的问题才是此次调查的目的所在,也为我们今后的努力指明了方向。

      三、试点阶段反映出的一些问题

    (一)社会知晓度偏低

      一项司法改革措施如果不能为社会大众所知悉,那么其实践意义将会大大减低。虽然《通知》中明确要求各试点法院“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试点工作,争取对试点工作的理解、关心和支持”,但宣传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从调查结果来看,多数受访者都是通过“法院工作人员告知”或“诉讼服务中心门口的公告牌”这一途径了解到的相对集中管辖,这一结果表明如果不是有心到法院“打官司”且已经“找上门”的群众,相对集中管辖这一司法创新举措几乎不被社会公众知晓。比起C市两级法院系统联合新闻媒体对诉讼服务中心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而言,相对集中管辖更像是一个被忽略的角色,传统抑或新兴媒体对其报道实在不多,笔者在收集本地区写作资料时也只见过法院网站、四川高院官方微博和某一天的《成都商报》[6]对此有所提及,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其实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改革的初衷,就是为了能够在现有法律体制下实现司法审判区域与行政管理区域的有限分离,减少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当干扰,使得人民群众在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政府不合法行为抗衡时更加无所畏惧、有所预期,但这样的良苦用心如果不能“事先”为人知晓,而只是充当一个“事后诸葛亮”的角色,其意义将会大大降低。同时,我们也观察到,非试点法院就相对集中管辖对当事人所做的解释和说明工作远远不够,仅仅停留在告知当事人应去试点法院立案的层面,却没有就这背后的原因进行详细说明,这极易被当事人误解为态度不好或是遇事推诿、塞责,最后变成了“好心办坏事”。

     (二)诉讼成本加大

      不少受访律师、当事人反映,相对集中管辖后使得“打官司”的成本增加了不少,原本可以就近起诉的事情现在需要多跑很远的路程,且一般不止一两次,花费时间成本不说,交通费、人的精力就够呛。但同时他们也表示,对于相对集中管辖带来的诉讼成本增加,他们较能理解和接受,只要异地审理能够公正,他们也不在乎为这些花费“埋单”。笔者认为,相对集中管辖的实施必然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这是司法制度“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但是人民法院有义务和责任尽量降低人民群众的诉讼成本付出,如提供便捷的查询方式、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适时开展“巡回审理”等。最重要的是,实施相对集中管辖必须真正能够体现人民法院公正审理行政案件的努力,人民法院要敢于依法审理,让“打官司”的群众得到实惠,否则,诉讼成本的增加将会变得让人不能容忍。

    (三)行政审判力量受到削弱和应对不足

     根据《通知》要求,非试点法院的行政审判庭仍予保留,主要负责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等有关工作,同时协助、配合集中管辖法院做好本地区行政案件的协调、处理工作。但据笔者了解,目前多地非试点基层法院的行政审判庭都陷入了名存实亡的状态,由于无案可审,行政审判工作被边缘化,在民事、刑事审判“案多人少“的大环境下,原有的行政法官、书记员不可避免要被调至其他工作岗位办案,“非集中管辖法院将因行政审判功能的萎缩而出现整体审判功能的残缺”[7],这对于本就起步较晚、审判力量略显不足、在法院地位不甚突出的行政审判而言无疑于是雪上加霜。

      与非试点法院行政审判力量被削弱对应的是,试点法院的行政审判力量得以加强,S县法院行政庭在试点之前只有3名行政法官,现在增加到了4名。但是这仍不足以应对接踵而至的大量行政纠纷,并且试点之后所受理的案件类型日趋丰富,一些法官感觉到“本领恐慌” [8],相关培训也没有跟上。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说尚没有引起管理层的重视,管理层在安排人、财、物资源时仍然将行政庭看做是比较边缘、清闲的庭级单位,因为即使行政庭的案件出现快速增长,但左不过两百件的数量,这一数量对比起民刑事案件实在算不了什么,这其中管理层往往忽略了办理行政案件的不易。同时,一个很难启齿却又不得不提及的现实是,随着法院不再受理本辖区内的行政案件,也意味着不再能够像往常一样帮助党委政府解决某些棘手的“实际问题”,法院在当地党委政府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进一步降低,这在目前法院人、财、物资源仍然为地方所供给的体制下,对法院管理层来讲是很不利的,其在整个党委序列中本就可怜的话语权将进一步萎缩甚至丧失。

     (四)法院实质性裁判总体增幅不显

      多年以来,行政审判一直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人民法院不敢、不愿下判,而通过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及动员原告撤诉等方式回避对案件作出实质性裁判,这被群众普遍认为是行政审判不公正、司法权沦为行政权“帮凶”的表现。所以,相对集中管辖能否成功和取得预期效果,最重要的衡量标尺就在于法院能否对争议事实做出尽可能多的实体性裁判,从而真正发挥行政诉讼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作用。但从调查结果来看,虽然许多法官认为较之以往,自己所遇的裁判阻力及行政机关“打招呼”现象有所减少,自己在裁判时也会更多地考虑法律本身的规定和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主观感受上来讲司法环境更为清明,但事实上由于受惯性思维和一些“绕道干预”现象的影响,法院作出实体性裁判的比例仍然很低。S县法院实施试点工作后,在已结的65件行政案件中,驳回起诉的占到24.6%,原告主动撤诉[9]的占到21.5%,剩下的53.9%才属于做出实质性裁判的案件,而这其中驳回诉讼请求(原告败诉)的又占到44.6%。这些数据较之试点以前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所以笔者认为相对集中管辖的实施效果差强人意。

     (五)仍然存在变得更为隐蔽的不当干预

相对集中管辖本质上仍属在现有司法体系中的微调,大的司法环境仍然没有变化,所以这种“乾坤大挪移”式的改革举措仍然无法完全切断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当干预,只不过是现在的干预更加隐蔽而已。如非试点地区的被诉行政机关如果想要干预试点法院的审判活动,它可以借道党委政府渠道进行协调,也可以借道上级法院进行居中调和,这在如今法院人、财、物资源皆为地方所掌控及法院系统内部行政化色彩浓厚的背景下也不是什么很费事的事情,只不过是环节增多、成本提升而已。调查结果显然也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有11名受访法官认为“打招呼”的现象和从前没有变化或是变化很小。

此外,让笔者最揪心的是,行政机关也许并不能理解法院系统这次改革的目的,甚至会认为是在“制造麻烦”,这从行政机关不那么积极应诉便可窥见一二。不少当事人都反映,很希望被诉行政机关的首长能够出庭应诉,正视存在的问题。但是事实上这一鼓吹了多年的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仍然还是停留在不予落实阶段,不是没有相应的制度,法院也不是没有进行积极呼吁,但是“规章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是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不可动摇的拱心石”,依法行政的观念仍然没有深入人心,成为行政机关遇事的首要选择,所以再精致的制度设计也成为了摆设。而且,相对集中管辖还衍生出了一种负面效应,试点法院所发出的司法建议很难对异地被诉行政机关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也更难引起异地党委政府部门的重视,[10]这实不利于法治治理方式的推行。由此可知,相对集中管辖更像是“老瓶装新酒”,不可避免又陷入改革怪圈,难以逃脱新的干预,这与相对集中管辖所想达到的目的渐行渐远。

四、完善相对集中管辖的建议

(一)加大社会宣传力度

一项新的司法制度想要落地生根,离不开广为人知。当前相对集中管辖的宣传效果不甚理想,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项机制的作用发挥。笔者认为,试点法院应该广泛利用宣传栏、报刊(尤其是市民大众喜好阅读的报刊)、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等新兴媒体)、电视等媒介向社会大众大张旗鼓地宣传相对集中管辖试点的意义、目的和价值,要充分运用数据对比、个案宣传、巡回审理、邀请群众走进法庭听庭审等形式突出相对集中管辖在优化行政司法环境、促进行政审判公正方面的成效,以增强社会大众对行政审判的信心。

同时,法院也不能单兵作战,应竭尽所能争取党委政府支持、理解,深入行政机关宣讲授课,要向其解释清楚法院实施相对集中管辖绝不是给政府“添麻烦”,两者在共建法治社会、赢得群众拥护爱戴上有着高度的利益一致性,当然这个过程肯定是要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的,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不实际。

再者,非试点法院应有全市“一盘棋”意识,加大对窗口服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督促其在向咨询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明时能够更为细致周到,应坚决杜绝“冷硬横推”,改进工作态度和作风。

(二)加强行政审判力量配备

随着相对集中管辖的持续运行,一旦这种改革机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和影响,可以预见行政诉讼案件将会大量增加。虽然对比民商事案件的增幅,试点法院行政庭“案多人少”的窘境尚不突出,但是必须考虑到办理行政案件的复杂性和困难度,以及培养一个专业的行政法官的不易。笔者认为,当前试点法院行政庭的配备并没有做长远考量。以S县法院行政庭为例,现有4名法官,这其中还包括一名庭长和一名副庭长,众所周知非审判性事务将会占去庭级领导很多精力和时间,庭长至少要分1/2精力至管理事务,副庭长也要占到1/3左右的比例,这样一来,实际能够全身心投入办案的力量更为稀缺;此外,书记员仅有1名,没有法官助理,要承担所有的司法辅助工作,应当说很是吃力,这样的情况并非S县法院一家,同属试点法院的L区法院和X区法院也大致相同。所以,应当在现有基础上增加行政庭力量配备,至少应保障两个合议庭(不包括人民陪审员)即6名的法官数量,每个合议庭配置1名书记员,同时可适时配置法官助理,作为后备法官力量进行培养,可以试想,如果将来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到了要成立行政法院的阶段,这批一直以来奋战在审判一线、加以培养的行政法官及辅助人员们将会成为最关键的储备力量。

此外,上级法院也要有意识加大指导、协调力度,定期召开试点法院联席会、培训指导会等,争取更高层面的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促使被管辖区域的行政机关能够重视和接纳试点法院的司法建议,增强依法行政意识;非试点法院的行政庭也不应退出历史舞台,除了负责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工作外,应配合试点法院做好案件审理后的异地执行问题。

(三)想方设法降低诉讼成本

虽然实施相对集中管辖不可避免要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但是这道应用题也不是完全一筹莫展。首先,应当提升服务质量,方便群众咨询。现在法院系统设置的统一查询电话“12368”知晓面还不广,相关的管理服务还不到位,这很不利于群众咨询了解相关诉讼服务,还有法院窗口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有待改进。试想,一个A地当事人如果事先完全不知晓相对集中管辖这回事,也不知道法院还有公共查询电话,他为了立案必然先到A地法院,但A地法院并非试点法院,告知其应去B地法院立案,于是当事人风尘仆仆来到B地法院,但因为是第一次打官司不太清楚该准备哪些材料,所以自然是材料不齐,被工作人员告知补充资料,当事人只能默默回到A地。这其中的周折便是当事人付出的诉讼成本,但如果他事前知晓电话咨询一下的话,是完全不必付出的。其次,应多开展“巡回法庭”、“坝坝法庭”。如果行政庭的办案力量较为充足,这种到家门口开庭的方式完全可以更多地进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便可降低。不仅如此,这样的方式还附带有法治教育宣传的作用,可以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

(四)切实转变办案观念,坚持法律至上

相对集中管辖虽然没有对现有司法体制进行灵魂触动,但这已是在现有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最优选择,毕竟“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行政诉讼制度、是否需要设立专门法院来审理行政案件,从来就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宪政架构的设计与机制的选择问题,是立法、行政与司法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反映着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决策。”[11]试点法院的行政法官们应抓住此次契机,转变以往的办案思维和理念,要敢于坚持法律、坚持原则,敢于抵制任何形式的不当干扰,因为法官的真正功能是裁判,是树立规则和维护规则的有效运行,“审判人员越是敢于依法审判,行政机关就越会尊重法院、认可审判的结果,回避矛盾不是办法,越是迁就,政府机关越不把法院行政审判放在眼里”[12]

我们的法官,不能一方面抱怨现有的体制没有给予法院工作者公正审判的环境,但又一方面固守着从前的老思维办案,变着法地给政府提供某些所谓的方便,借此来争取某些关注和地位,可以这么说,如果行政庭因为不能为政府“办事”而没有地位,这应该是件好事,法院行政庭除了以公正审判树立司法权威、赢得社会尊重外,根本不应该存在其他的特殊地位和利益。也许有人会说,就算法官再铁面无私也无法完全抵挡来自各方面的借道干扰,但笔者认为任何改革都并非能够一蹴而就,依靠的恰恰是一点点对藩篱的突破和努力,多一件行政案件法官能够挺直脊梁公正司法,就多一片公正司法的净土,就离我们改革的理想愿景更近了一步。

(五)推进行政审判司法公开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推进司法公开是树立司法公信,消除司法神秘主义,让人民群众增进对法院认知认同的根本出路。下一步,我们应加大行政审判全流程的审判公开力度,尤其是要及时公开一些群众反响热烈、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的“民告官”案件的诉讼进程和裁判结果,推进行政裁判文书上网,对法官形成倒逼机制、监督机制,让全社会都能看到行政审判的进步。同时,应当加快审判法庭硬件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场地和空间方便群众旁听庭审。

结语

如前文所述,试行不久的相对集中管辖暴露出了不少问题,这使得这一制度也许没有看上去那么美。行政诉讼的公正性在中国语境下遭遇的痛心局面,也许只有效仿法国设立行政法院才能得到最为根本、彻底地解决。但作为其前奏的相对集中管辖也绝非没有存在必要,因为这至少表明了我们一直在努力,它给社会传统意识的转变和法官几十年固化的办案思维的转变争取了嬗变的时间,也给未来的重大变革打下了不可忽视的人才、经验基础,正是基于此种原因,相对集中管辖的完善和坚持就显得更为必要。

 

 

 

 

 

 

 

 

 

 

[1] 这体现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

[2] 这主要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之中。

[3] 事实上,这种对比不很准确,因为去年同一时间段s县法院没有实施集中管辖,审理的案件只是本辖区内的案件,在数量上、种类上肯定偏少,但笔者认为还是可以通过这种对比说明一些问题,如受理案件种类增多迅速、数量短期内大幅增加等。

[4] 问卷开始,先对受访者的年龄、身份进行了调查,并且还针对法院工作人员是否从事过行政审判工作进行了了解。值得一提的是,回收的问卷中,有一些受访者并没有对全部题目进行回答,而是漏掉了个别题目,这有可能是粗心所致。

[5] 此处的法官并不限于行政审判庭法官,也包括工作在民事、刑事审判领域的法官,他们中有部分人曾经从事过行政审判工作。

[6] 《告温江的街办 去双流法院立案》,载《成都商报》2014年1月10日社会版,记者柏阳月。

[7] 章志远:《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制度之省思》,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10期,第21页。

[8] 笔者所在S县法院的行政案件素以量多、案件复杂著称,现在这些案件均交给了同为试点法院的L区法院审理,两家法院行政庭法官私下交流时,L区法院多次提到涉及S县法院的案件很难审理,很多从未碰到过。

[9] 实践中,原告主动撤诉大多是由法院动员撤诉,原告认为起诉错误而主动撤诉的数量极少。参见耿宝建:《再谈中国是否应当设立行政法院》,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3年5月第28卷第3期,第72页。

[10] 笔者对此有切身经历,2013年初S县法院曾以“行政白皮书”形式就落实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情况给县委打过报告,引起了县委书记的注意,批示要求各行政部门落实该项制度。随后S县法院在一件涉国土局信息公开案件中,迎来了该县历史上首位“一把手”出庭应诉,后来调查了解,这还是全市20个县市区的首例,由此可想是多么不易。实施相对集中管辖后,S县法院无法再利用原有形式开展此项工作,而只能通过“函”的形式向异地反映,但是这极有可能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11]耿宝建:《再谈中国是否应当设立行政法院》,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3年5月第28卷第3期,第68页。

[1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行政案件管辖问题研究——以浙江省行政案件异地管辖为典型展开》,载《法治研究》2007年第2期,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