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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独立与舆论监督的竞合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7-10-24 09:41:23

审判独立与舆论监督的竞合

——以信息不对称理论探讨新媒体时代舆论平衡机制

夏倩茹 李小涛

 

审判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关系近年来一直是我国各界研究的重点。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它们不仅相互制约,而且又需要协调共生以促进司法公正,这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贯穿着司法审判的始终。当两者的力量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时,可以保证审判在正确的轨道上行驶,当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力量过大或过小时,都会导致失衡。1)进入21世纪以前,我们可以把舆论监督狭义的理解为媒体监督,然而自21世纪之后,新媒体诞生以来,随着媒介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两者的关系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多样性,龃龉频频。

 一、媒体监督的异化:案件报道失控的范例

 媒体监督作为媒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在国内许多重要事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媒体报道作为媒体监督的重要手段逐渐被群众接纳并采信。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力量对比的悬殊导致了媒体案件报道的失常,随着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发展,媒体报道门槛的降低和法律素养的缺失成为事实并最终造成报道质量的下降,这些质量堪忧的新闻报道严重干扰、误导了群众的判断,导致媒体审判的出现,甚至最终导致了舆论审判的出现。

证据1:利用标题误导增加点击率

2015年,一则以《广州男子砸220万购房法院判给同居女友》为标题的新闻在微信朋友圈中广为传播,其具体案情如下:原告高明(男)与被告李丹(女)同居一地,男方带女方到美国经营餐馆。期间双方多次往返于中美两地,共同使用经营所得,并出钱在广州买了两套房,均登记在被告李丹一人名下。2013年6月,被告李丹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原告发现被告一人回国私自换掉两人所有房产中其中一套的钥匙,于是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双方对房屋各有50%的所有权。庭审中,被告李丹提交了证明其房产所有权的一系列资料,但原告从案件审理的角度,男子购买房屋给同居女友但未能举证证实,两人又并非婚姻关系,法院的判决无可厚非。但一些网民很容易便接受了标题的误导,对此判决提出了许多质疑。

证据2:内容生搬硬套增加话题性

2010年10月20日,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行人后又连刺伤者数刀,致使对方死亡。此后药家鑫驾车逃逸,再次撞伤行人。10月23日,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在媒体对案件报道之初,药家鑫便被贴上了官二代和富二代等标签,在各级媒体进行大量大篇幅的报道之后,舆论开始尘嚣日上,甚至有人将之称为一场“群众狂欢”。舆论几乎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及至后来部分媒体关于药家鑫的客观报道甚至被贴上了为凶手辩护的标签,但据法庭调查,实际药的家庭仅是普通家庭,而媒体通过将报道内容生搬硬套、张冠李戴的方式,将一名普通家庭出生的青年包装成了一名富二代、官二代,从而达到引发民意关注,导致舆论介入审判的乱象。

证据3:不全面报道事实影响公信力

2017年,最高法院微博发文,题为“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通过该文,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一一展现。十年前,媒体在通过发布如《扶人却被判撞人 南京小伙好心没好报》等新闻中,仅报道庭审现场及裁判文书部分内容,如“事发地是人多的公交车站,视线较好,事发过程非常短暂,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脱。”“从常理分析,彭宇是第一个下车,其与老太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彭宇是见义勇为,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人者,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的家属到来后,彭宇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的情形下,让其家人送其去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其行为与常理相悖。”2)等判决内容,却对彭宇承认撞到了人,及原告方提交的主要内容为彭宇陈述两人相撞情况的笔录照片等内容不予报道,不全面的报道使公众误解了事实的真相,导致舆论审判的发生,造成了司法公信力的下降。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泛用:信息正向传播的失控

信息不对称理论最初来源于经济学,但在近些年来其意义在各个领域有了更广泛的延展,与经济学中的商业信息战相比,舆论领域何尝不是一种具有现代传播学意义的战场。而基于司法领域的信息不对称性,却更带有明显的专业特性。即便是具备法学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一些司法从业人员,也常常在专业上“跌跟头”,更不用说大部分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媒体和基本上等同于“法盲”的公众。关于这一点《今日美国》资深记者琼·比斯丘皮克曾说过:“我有时会很沮丧,因为一些判决远比我报道的要复杂,但我却无法把这些过于复杂、专业的因素解释给我们的读者。”遗憾的是,因从众心理的影响,一些具备专业知识的少数人往往被迫沉默,而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多数人,却掌握了话语权。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掌握的信息量远远大于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它们的掌握信息量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公式:专业人士>媒体>公众。

掌握着最强话语权的媒体,它们的力量究竟强大到什么地步呢?最鲜明的例子正是已经作为“舆论审判”案件范例的药家鑫案。笔者当时也在各个贴吧、论坛、qq群里看到对这个案件的各种讨论。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对此案的判决是否公正,单是将战场从庭审现场搬至舆论领域,最后法院被迫在判决前向社会公众发放问卷调查等现象看来,此案的审判已经将司法抛在一边,转而变性为一场“舆论战”——谁的嗓门最大谁便赢了。而“嗓门”最大的平台,媒体——这里并不是仅有大众媒体,便成为了这场审判的幕后操纵者。

有意思的是,从“药家鑫”案到“李天一”案都可以看出,无论是被告人一方还是被害人一方都发现了利用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从而干扰审判的好处,进而媒体变为了每一个争议案件的主战场,庭审上的激辩在这些案件中已经无法掀起任何水花。“药家鑫”案中,被告人和受害人两方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舞台作为武器战斗,然而由于受害人一方具备“穷”的先天优势,被告人一方具备“有车、有钱”的先天劣势,胜利的天平已然倾斜至受害人一方。也许这场战斗从结果来看是媒体的胜利,然而事实上,是司法输了。

不过,在我国的“舆论审判”大行其肆的时期,也不乏有舆论力量较为理智的例子,比如说“复旦大学黄洋”案,这件案子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林森浩投毒的动机以及是否蓄意杀害室友。但是在当时“舆论审判”势头强劲的形势下,部分专家、复旦大学的师生等可以左右审判的媒体舆论力量保持了理智的克制,在网易、新浪等网络媒体报道了所谓的“林某已供述杀人动机”等报道后,大众舆论态度审慎,批判媒体博人眼球,用一些恶毒的词语在事实出来之前攻击他人。更有黄洋的学长在林森浩被逮捕后强调:“我只希望公正和媒体不要过度干预这件事,就让它走正常的法律程序。我们都很伤心,都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冷静下来,给黄洋的家人一个平静的环境,他们已经很痛苦了,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平静地对待嫌疑人。”(3)正是因为他们理智平静的态度,公众更多的是期待警方公布更详细的结果,而不是对其中的某些环节和林森浩的家庭出身做出某些臆测。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所揭示的“专业人士>媒体>公众”的不等式,我们发现,“舆论审判”中最为可怕的情况是由公众一方,特别是不具备道德素养的公众通过自媒体逆向发布信息,也就是信息的逆向传播——这里的公众不仅指掌握少量的信息再加以捏造和包装并传播,还包括即便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却有意仅透露少量的信息漏掉关键的信息,从而误导或诱使公众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如“日本核泄漏”时期碘盐被哄抢,价格大幅上涨等现象都暴露出部分公众由于自身利益的驱使,误导其他公众舆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在“药家鑫”案中,被害人张萍一方的代理律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而在2017年发生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少数媒体、部分公众背后一系列舆论操盘手的险恶用心。随着药家鑫案、李天一案、“赛加鑫“案等案件成为舆论征战的主战场并获得了胜利之后,一群隐藏在网络背后的“野心家”蠢蠢欲动并试图挑起混乱。如四川省泸州市太伏中学坠楼事件,网络操手利用警方在事件初期应对网络舆情缺乏经验等方面的问题,迅速利用微信(朋友圈)、贴吧等网络自媒体经过深度“发酵”,再经传统的新闻媒体、甚至是带有官方性质的媒体报道评论,引导舆情,使这次普通的事件变为一次的有预谋、有计划的舆论“暗战”的经典案例,足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于此几乎同时,对于欢案的“媒体审判”无疑是司法领域的又一次地震,而这次媒体却颇显狡猾。于欢案的背景无疑是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的,特别是其案件背景涉及的是经济纠纷,而不是单纯的仇杀、谋杀等等,且该案涉及的是“激情杀人”,是出于一时激愤,或者用媒体的话来说是“辱母杀人”,这里突然让我们想到另一个“激情杀人”而又被判了死刑的药家鑫,他的情况也很类似,只是药杀人并非因为“辱母”,我们也许可以假设,如果药因“辱母”而去杀人,那么也许他就不会被判死刑了,但于没被判死刑和药却判了死刑的原因难道是因为母亲“是否被侮辱”这么简单的吗?在这一案例中,我们不去评判案件的审判公不公平,我们单论媒体在这个案件中所选择的角度、采用的字眼,无疑是颇为考究的,直接触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但媒体却没有报道其母亲是由于欠债不还且还被法院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些表明她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文字当然是不会被写在纸上的。媒体取巧之处在于其抓住了人类的一个心理学弱点,也涉及到传播学中的一个理论——“一面提示“和”两面提示“。对某些存在对立因素的问题进行说服或宣传之际,通常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仅向说服的对象提示自己一方的观点或于己有利的判断材料,成为“一面提示”,另一种是在提示己方观点或有利材料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提示对立一方的观点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称为“两面提示”。(4) 相比“两面提示”,“一面提示”更易于说服受众接受自己的观点,特别是那些固有观念过强的观众。新媒体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受众来说,“一面提示”比“两面提示”更容易吸引他们的目光,不会导致他们进入繁复的思考程序,特别是当“一面提示”的价值取向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吻合的时候,接受“一面提示”并不去深究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成为了可能。

三、信息正向传播受阻的成因——国人价值取向与法律的脱节

自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互联网、手机等传播设备的投入使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跨越整个地球进行沟通交流,这即是“地球村”的概念内涵。而随着“地球村”成为现实,也因职业、阶层等方面的影响,人们根据兴趣爱好、职业类别、学历阶层等方面划分成了不同的小群体,有些小群体间有部分重合,它们共同构成了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网络。小群体之间大部分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因此,向此类小群体进行传播获得广泛接受的概率较高,这也是微信朋友圈、qq群等因网络媒介诞生的舆论传播平台得以在数个舆论审判案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这和部分特定的商业广告投放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小众媒体和分众传媒的原因是一样的。当然,这也是由于“曲高和寡”却“道近易从”,也就是说,对于那些语义高深的、句式复杂的、专业用语较多、辩证性较强、普世宏观的信息人们不大容易接受或感兴趣,而对于那些通俗易懂、句式简单、一元化、个性微观的信息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开展讨论。

由此可见,专业人士向媒体,媒体向公众的正向的信息传播递减或者断链,而逆向的信息传播却成为传播的主流的原因,与越来越通俗易懂、一元化、个性微观的国人价值取向和继续保持语义高深、辩证性较强、普世宏观的法律和司法报道之间存在的巨大沟壑有很大关系。

这种沟壑或者说脱节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法律继续保持着“曲高和寡”的模式,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专业人士,对于如何将法律或法律思维更通俗易懂地传播给广大群众仍旧一筹莫展,何况现今我国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忙于收案、结案的现状之下,针对较容易产生分歧的案件向公众解释为何这样判、为何采用这个法律条文而不采用那个法律条文,法官持有的价值取向等问题成为一项额外且繁杂的工作,即便司法公开网上公开了该案的判决书也不能为大多数人解惑。法律不“接地气”,法官无法通俗地解释判决,无法抽丝破茧地说服公众,为舆论审判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法律如同高数,专业人士如同一个学问做得好但不会教书的高数教授,除了少数即将成为专业人士的学霸,作为媒体和公众的诸多学渣,自然只有翘掉高数课,另谋出路。另一方面,媒体和公众的价值取向却越来越“琴瑟相合”,这不仅是因为媒体大多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他们的知识储备和价值取向近似于公众,还因为大部分媒体本来就具有趋利性,他们可以将自己完美地改造成公众,成长为公众欣赏的“样貌”。举个例子,现今部分公众所持有的价值观为:仇富、仇权、怜穷、怜弱。所以媒体可以将“药家鑫”打造成一个富家子弟来迎合公众的仇富心理,同样,也可将于欢的母亲无限弱化来迎合公众的怜弱心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价值取向无疑跟我国现在的社会现状有很大关系,也说明了公众的价值取向发生的激烈变化。不过,并不是说所有的公众都持有这样的价值取向,而是由于“沉默的螺旋理论”“破窗效应”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的人被迫沉默或者他们发出的信息被人忽略。这些互相冲突的价值取向间发生的激战在新媒体时代已成为了舆论审判中常见的现象。

四、信息不对称性传播的突破口——专业人士、媒体、公众间的平衡机制

解决造成信息不对称性即信息正向传播受阻的方法,就是要在专业人士、媒体、公众间搭建一种可以跨越这种关系的桥梁,即不通过大众媒体直接将信息由专业人士传递给公众或者直接由公众从案件中获取这种信息,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已经在逐步试点推广的过程中,这就是庭审直播的模式,但是庭审直播仅仅是硬件设施可以达到建设要求的部分法院可以达成的改革,其成效的发挥还有赖于各地法院资金、技术等各方面是否到位,并且,与裁判文书公开等法院正在开展的司法公开工作类似,对于庭审直播中涉及的法律术语和法官的自由心证、判决理由,公众并不能完全从庭审中看到,因此,从法院一方来说,要搭建这座桥梁,更有赖于另外三项制度——即人民陪审员制度、指导性案例制度及类案辩论制度的改革和引入。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和前瞻

2015年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上述方案为人民陪审员改革奠定了基石。2015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在10个省(区、市)选择50个法院开展试点。2015年4月28日开始,正式启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从2016年中期报告中可以看出,人民陪审员试点改革成功地完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四个“转变”,分别“是人民陪审员选任方式主要由组织推荐产生向随机抽选转变,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由全面参审向只参与审理事实问题转变,人民陪审员参审方式由3人合议庭模式向5人以上大合议庭陪审机制转变,人民陪审员审理案件由注重陪审案件‘数量’向关注陪审案件‘质量’转变”(5)。其中,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很大程度地使公众直接变身为法官本身参与审理案件,试点法院的法官通过制作事实清单的方式,对于一些事实审和法律审区分不清的问题,先纳入事实审范畴,由人民陪审员发表意见并参与表决,并将意见记入庭审笔录。

但改革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如随机抽选人民陪审员难度较大,法律适用和事实清单难以区分等问题,并且从改革实效来看,仅仅是部分公众参与到案件审理中来,由于仅对事实部分发表意见,而多个涉及舆论审判的案例,以于欢案为例,不仅仅牵涉到对事实部分的认定,还有许多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所以,这项改革对改变信息不对称性传播,搭建沟通桥梁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该项改革并不能完全改变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传播。

(二)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改革和前瞻

201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确立了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规定》第2条规定了遴选指导性案例的两个条件:“一是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二是需要同时符合相应的标准,即社会广泛关注、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具有典型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和其他具有指导作用”(6)。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出台,很好地弥补了我国制定法的缺漏之处,是国家对判例法制度的首航试水。

但该项制度自出台以后,其对类案裁判的意义更多是基于其内在的指导性,参照适用的规则缺乏科学、统一、可行的标准,且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对其关注较少,发挥的功能也较弱。从改革的现实性分析,当案件审理时触及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接触的领域时,法官才会选择指导性案例作为一项备选参考。另外,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虽然各级法院都有出台指导性案例,但我国最具权威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自上而下地进行。这样的遴选方式可能会导致真正有价值的案例“难觅踪迹”,案例质量“参差不齐”,案例的指导性“有待考量”。因此,想要利用指导性案例制度,通过参考已有的判例消除信息流通的阻隔,获取舆论的认可,达到舆论监督和审判独立的和解,间接在专业人士和公众间直接搭建沟通的桥梁,还需要通过增加案例供给,改变裁判思维等方式更进一步深化指导性案例制度改革。

(三)参考类案辩论制度的引入和前瞻

参考类案辩论制度是在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法院开庭审理原告谢某某诉被告李某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首次使用的。类案辩论制度的目的在于,对法律适用不明确、争议焦点较多的案件,由当事人提出指导性参考案例,将类案处理的同一性纳入庭审辩论程序,规范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体现裁判的公平正义,对于营造良好的的司法舆论环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由于该项制度是第一次出现,还无法体现相关成效,笔者仅就该制度在实践运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初步的分析和前瞻。一是类案辩论制度的初衷是填补和促使指导性案例更好地服务于案件审判,因此在运用中更多的是由法官自行决定是否开展类案辩论,其开展的成效与法官个人素养有很大关联。二是该制度的引入应该主要是集中在法律适用问题方面的辩论,对于法官是否采纳并依据此作出相应的判决仍然是未知数,且该项制度的运用主要集中于法律界限不明、争议较大的案件,其最后法官采纳的意见是否会与专业法官会议提供的咨询意见相悖?若相悖又如何采纳?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类案辩论制度作为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补充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然而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将类案辩论制度作为指导性案例的补充,而可以作为一项单独、完整的制度予以完善,在法官员额制改革完成,“由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已成为“板上钉钉”之事,法官必然不能再通过让院庭长审签文书、让审委会决议大部分案件的方式转移矛盾,那么对于那些社会矛盾集中,舆论争议较大的案件的审理,完全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在开庭后针对争议焦点,利用开展类案辩论的方式让作为公众代表的专家学者等舆论领袖参与到案件审判工作中来。

五、结语——以公正的审判主动迎接新媒体时代舆论挑战

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原有的信息传播模式和舆论传播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播渠道由一头变为多头,由一元变为多元,这种新模式对法院的舆论引导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要求法院从被动辟谣转为主动宣传,因此,各级法院也均设立了新闻宣传部门,然而仅仅将力量集中在新闻宣传仅是“治标不治本”, 一名来自剑桥大学的讲师刘瑜曾说过:“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能独立于民愤。”7)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法院不仅要从新闻宣传层面主动开展舆论引导,也要坚持“让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制度建设层面主动畅通与公众的沟通渠道,健全沟通方式,增强公众在司法案件中的参与感,满足公众在司法案件中的信息需求,将法律思维、法学理念以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公众,扭转部分公众极端的价值观取向。

 

1) 黄思源:《新媒体条件下网络舆论对法院审判影响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库。

2成都日报:)《扶人却被判撞人 南京小伙好心没好报》,http://view.QQ.com/Q/20070919/000007,于2017年7月9日访问。

(3) 教育部:《复旦妥善做好后续工作 各校加强安全管理教育》,http://shanghai。eol,于2017年7月10日访问。

(4) 徐阳:《“论传播学理论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应用》,资治文摘(管理版)2010年。

(5) 人民法院报:《陪审员制度改革:民主参与 促进公正》,2017年7月11日访问。

(6) 夏引业:《论指导性案例发布权的合法性困境与出路》,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

7)刘瑜:《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