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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点证人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8-10-19 16:34:55

污点证人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李心蕙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污点证人的法律地位未给予合法明确的界定,对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污点证人保护制度未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加以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司法成本,结合国际司法实践,对污点证人制度进行合法的法律定位,对预防和惩处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兼顾诉讼的效率价值与司法公正的均衡。

一、问题提出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韩永万、段必武犯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告人韩敢繁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一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作出(2007)昆刑三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后,被告人韩永万、段必武、韩敢繁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云高刑终字第106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中公诉机关指控三项犯罪事实[1]

序号

犯罪事实

一审韩永万的辩护人答辩意见

1

2001年2月,被告人韩永万指使杨新能、杨清效,从云南省芒市将毒品海洛因186㎏藏在白糖内运往昆明,在运输途中公安民警查缴;

仅有杨清效、杨新能的供述,无其他证据印证

2

2004年11月,被告人韩永万与被告人段必武合谋从云南瑞丽将206㎏毒品海洛因藏匿于柚木中运往广州贩卖,在运输途中被公安民警查缴;

仅有韩永万、段必武不稳定的供述,且二被告人均称原在公安机关所作的供述是不真实的

3

2005年9月,被告人韩永万安排缅甸佤联军2518团团长鲍岩板,将383.35㎏毒品海洛因从缅甸邦康运输至缅甸勐阮进行贩卖,后被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联合查缴。

仅有被告人韩永万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

本案审理的难点在于同案犯罪嫌疑人是否可以作为案件事实审理的关键证人指证犯罪嫌疑人韩永万的犯罪行为。

经审理,昆明中院认为在公诉机关指控的三起犯罪事实中,除了有同案供述外,均有其他犯罪嫌疑人稳定供述、公安机关出具的言词证据、书证、物证等证据相印证,故昆明中院未采纳被告人韩永万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判决韩永万犯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韩永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从立法层面,我国大陆刑法、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应用污点证人制度,但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存在着如上述案例中与采信同案犯供述等减轻、从轻污点证人刑事责任相类似的司法实践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2]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3]均有规定,前述规定是否为污点证人制度在我国实行的雏形,如何进一步完善并进一步建立该制度,又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保证污点证人制度的可行性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污点证人制度的概述

(一)污点证人的内涵及特征

污点证人(Tainted Witness)是英美法系概念,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证人,因强调维护社会稳定打击犯罪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大陆暂无这一概念。具体而言污点证人存在犯罪污点,为了减轻或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配合司法机关指控犯罪。我国大陆虽未引入,但就污点证人制度而言,港澳台及国外许多国家的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污点证人制度在很多地方已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中都有运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污点证人有着其他的称谓,如美国联邦法律的“作证豁免(Witness Immunity)”、香港刑事检控指南中提到的“边缘证人”等。

可见,不同各国和地区对污点证人有不同的称谓,但其本质内涵和属性并无本质区别,污点证人主要内涵包括:1.相对于一般刑事案件中的证人,污点证人除出庭作证外,还必须参与犯罪或将来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2.污点证人所要证实的犯罪事实与其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性,比如污点证人是主犯或与其他同案人之间是共犯;3.所谓的“污点”,其实指的是污点证人当下的、即刻的,也还未受到刑事处罚或未执行完毕,“如果是过去曾经因犯罪而受过刑罚处罚且已执行完毕的,则该证人就不是污点证人而只是一般证人了[4]”;4.在获得检察机关批准后,污点证人即转为了控方证人,并提供有利于追溯同案人的有利证据;5.污点证人配合检察机关,并且出庭作证,从而获得了不同程度上的豁免。

因此,基于对污点证人内涵的上述分析,认为污点证人特指那些了解案件基本情况或参与案件过程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犯罪嫌疑,经司法机关同意,作为控方证人,提供证据证明被嫌疑人犯罪事实,并因此被赋予作证的刑事责任豁免权的特殊证人;也因此,污点证人应除包括我们普遍意义上的共同犯罪中的成员外,也应该包括有犯罪污点,与该案存在一定联系的非共犯成员。

(二)污点证人制度的理论分析

1.不能强迫自证其罪是污点证人制度适用的前提

污点证人出庭作证是基于与检察机关所达成的诉讼交易,即出庭作证后可不同程度的对其罪行进行豁免。因此,在其适用上的前提就是对于污点证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在后来追究其罪,即不能强迫其自认其罪。一方面检察机关通过赋予证人自己作证即可豁免的特权,由该证人协助检察机关,并对该案件事实予以承认;另一方面由于是证人自己自愿供述其犯罪行为,不违反“不能强迫自认其罪”这一规定。因此,不能强迫自证其罪是污点证人制度得以适用的基本前提。

“不能强迫自证其罪”,其实这一诉讼权利起源于欧洲,最早适用于英国,后来被欧洲以外的多个国家都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甚至《宪法》中,是国际社会基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从而对被追溯者赋予的一种特权。如德国刑诉法规定:“每个证人都可以对如果回答后有可能给自己造成因为犯罪行为、违反秩序行为而受到追诉危险的那些问题,拒绝予以回答”[5]。美国是证人保护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很早就形成了“任何人不得被迫在刑事案件中自己控告自己”的宪法原则。

  1. 实现个体与整体的平衡是污点证人适度运用的基础

当代立法制度设计、司法实践中都会涉及正确处理公正、效率对立统一关系的问题。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入,程序法方面的改革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重点,在刑事诉讼中也会越来越多的追寻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通过污点证人的作证,可以有效打击犯罪,实现个案的效率与司法整体环境的公正。但污点证人由于作证豁免,无疑打破了个案的公正。因此,如何考量公正与效率的博弈,贯穿污点证人制度有效适用的始终。

(三)污点证人制度的实践价值

制度实践中,各国司法机关都会考虑如何平衡刑事诉讼中的利益关系,当两种或以上的利益不能同时获得时,基于对司法环境、社会环境的整体考量,选择更优的一个。也正因此,污点证人制度拥有很强的生命力。

追溯历史,中国唐代就有类此规定。如唐朝《名例律》第38条规定:“共犯逃亡,相捕自首可免、减刑法”[6]。这条规定体现了在唐朝对于共犯中自首者的态度。这与现代污点证人制度并不完全相同,但两者的基本精神都体现了鼓励罪犯改过自新,防止社会危害的扩大,打击犯罪行为,有效维护社会安定。

而当下,随着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黑社会组织性质类犯罪、贪贿类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类犯罪等四大类犯罪(以下简称四类犯罪)正严重威胁着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打击前述四类犯罪普遍出现了证人拒绝出庭作证、举证困难等问题。虽然侦查技术不断进步,但这些案件多呈“一一对应”的特点,除了涉案人员外很少会留下其他有利证据,这就给侦查办案人员带来了困难,即不利于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还可能会孳生刑讯逼供的发生。

纵观国际司法实践,污点证人制度在打击犯罪团伙,降低侦查成本,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等方面有突出优势。实践中,我国司法机关在对贪贿案件的处理中,其实在判例中已经默化引入“污点证人”制度的相应理念。例如:北京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在2015年4月办理的一起涉嫌受贿案时,行贿人刘某主动交待出其向另一位犯罪嫌疑人张某行贿的事实,后公诉机关指控了张某受贿的犯罪事实,人民法院对刘某也作出减轻刑事责任的处罚。

三、污点证人制度引入的必行性分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现阶段刑事诉讼中是否需要引入污点证人制度这一问题,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都有着各自的观点。结合上述污点证人制度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大陆司法实践中,结合当下的司法理念、立法环境及司法实践,有必要引入并明确污点证人制度。

(一)引入污点证人制度之必要性分析

  1. 污点证人制度是攻破犯罪成员壁垒,有效打击犯罪的有力方法

污点证人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打击社会危险性较大的犯罪,尤其是四类犯罪。因为在四类犯罪往往会存在比较严密的内部组织架构,其内部犯罪成员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司法机关办理这类案件时往往从外围是很难突破的;而通过污点证人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打破犯罪集团的内部壁垒,对维护司法的公正、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有积极的意义。

  1. 污点证人制度是获取重要证据,提高办案效率的重要举措

审理四类犯罪过程中,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往往存在证据量小、隐蔽、单一等特点,原因其实主要与四类犯罪的内部成员、信息隐蔽、组织架构、“一对一”等特征有关,往往只有涉案人员了解案件的情况,除此之外鲜有其他有利证据。采用传统意义上的技术侦查手段很难获得关键证据,反而增加司法成本。

国内外的司法实践证明,如果将污点证人制度的引入,必将有利于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搜集到涉案的关键型证据。而通过污点证人制度使得污点证人来达到自愿承认自己犯罪的事实,其实是更有力于指控同案犯罪犯,追究其罪责,提高司法效率。

  1. 污点证人制度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权及司法文明的必要制度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并同时在具体条文中确认了“排非”制度,即“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如引入污点证人制度将大大降低司法机关取证的困难,一方面,由于缺少关键证据而“被迫”非法取证的情况将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污点证人制度中证人的保护制度有利于提高污点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就污点证人自身而言,降低了出庭作证后其自身和家人的危险,其合法权益也有了明确的法律保障。此外,污点证人自愿证明与自身相关的犯罪事实,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并不矛盾。污点证人制度的引进,将弱化刑讯逼供等非法证据获得的动机,是保障人权、司法文明的必要措施。

(二)污点证人制度引入的可行性分析

1.立法实践

就立法层面而言,我国的刑事法律中并没有污点证人制度的直接规定,仅规定对有揭发他人犯罪、为侦破其他案件提供重要线索等立功表现的人,规定可予减免刑罚[7]

其实,比较我国的司法制度可以发现,我国的立功制度与国外的污点证人制度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我国刑事中的立功是犯罪分子本人实施的,提供他人犯罪行为的材料或者对案件的侦破或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有协助作用的行为;根据具有立功情节的犯罪分子的社会危害程度、犯罪行为、犯罪情节等情况,审判机关依法决定是否对犯罪分子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相应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横向比较来看,与国外的污点证人制度比较,我国立法层面对立功制度的相关规定在适用对象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2.司法实践

在重庆綦江彩虹桥垮塌一案中,涉案的工程承包人费某由于向司法机关提供了另外一个被告人林某涉及受贿的关键证据,使得最终对林某的受贿行为的指控成立,公诉机关也因此未对费某的行贿行为起诉。

在贪污贿赂犯罪中,因该类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难度大,公诉机关在诉讼资源缺乏的情况下,污点证人制度适用较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污点证人制度与我国现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理念相衔接,也是我国大陆地区刑事司法实践紧迫性的呼吁。

四、污点证人制度在我国大陆地区的构建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一届第三次人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曾表示:目前国家正在研究和论证污点证人制度[8]。如何在构建我国的污点证人制度时既要体现出对污点证人由于配合检察机关作证而对其罪行的适当豁免,又要避免因为污点证人制度的适用缺陷,导致其他犯罪分子逍遥法外,避免豁免与罪行不相适应,进而继续危害社会的安定有序,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构建我国污点证人制度时,应适用以下几项原则。

(一)污点证人制度的适用原则

  1. 权利和人权保障的原则

污点证人制度存在不公平的特性,在实践中由于操作上的特殊性又存在不透明的弊端,这样就可能会造成控方权利滥用,威胁污点证人相关权益。例如控方违背污点证人意愿,强迫其作证,或在污点证人作证后又提起刑事诉讼追究其刑事责任。在这些情形下,污点证人的权利实际上未能获得有效的保障,这种做法也与公平正义的要求背道而驰,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基本法律原则。因此,在污点证人制度运作的各关键环节应坚持权利和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进而保证程序运行的公正性,保障污点证人的权利。

  1. 单一口供不能作为单独定罪的原则

污点证人制度的运用主要是通过污点证人提供的供述,控方据此搜集相关证据,进行对该罪的指控,法官也基于这些证据进行判决。若在污点证人制度中仅仅使用单一的口供作为起诉和定案的依据,则会造成该证据证明力上的薄弱、证据证明环节上的不严谨。因此,法院决不能仅仅基于污点证人的证言证词而作出被告人有罪的判决,该判决必须还要有其他的直接证据予以支撑和证成。

  1. 教育刑、目的刑及其分化的原则

“刑罚并非国家之本能反应,而系国家有目的性之行为,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应做目的性之考量。[9]”刑罚一方面是对犯罪的人过去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也是要让其明白未来行为不能之领域,因而刑罚时间上的延展性贯通过去与将来[10]。对污点证人的罪责刑,不仅要惩罚犯罪,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犯罪的人改过自新,重新获得机会融入社会,而不至于危害社会。

(二)污点证人制度之适用范围

污点证人制度虽有其明显的制度优势,但也存在制度滥用的可能,故而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适当的限制。在已有的法律实践中,污点证人制度多被规定在刑事法律条文中,也有在经济法律条文、选举法律条文中有所使用。就国内司法现状,笔者个人认为,污点证人制度应该主要应用于以下几类案件:

  1. 取证较困难的重点犯罪

黑社会性质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重点犯罪,严重威胁社会治安、社会影响大,不仅对当事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对于这类犯罪,是严厉打击的重点对象。而该类案件的证据比较隐蔽、证据的搜集相对困难,出于维护社会安定的基本需要,污点证人制度可以应用于该类犯罪。

  1. 口供为唯一突破口的特殊案件

贪污贿赂犯罪等没有特定被害人的案件中,由于没有其他人员了解案件的情况,检举揭发的也不多,污点证人自己供述的证言证词对案件侦破、线索发现起着重大作用。另外,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由于缺少与该案件的罪犯接触的重要当事人,案件侦破就相当困难。若利用污点证人制度,便可为案件侦破提供重要证据,对最后的成功指控意义重大。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污点证人制度的出现会打破控辩双方平等格局的平衡,若没有加以限制,很可能导致双方的不平衡。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污点证人在适用范围应当做出严格的限定,对能通过正常侦查程序调取证据的案件,就不宜适用污点证人制度。

(三)污点证人制度的适用对象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系公平公正司法理念,对污点证人制度的适用对象上有以下两种:

  1. 满足污点证人制度的应该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且在该罪中为主犯或共犯

对于污点证人的犯罪行为,应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台湾《证人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污点证人的适用范围,明确列明了十五款罪名,除了第一款只注重刑法幅度,要求所定的罪的最低法定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外,其余十四款所列举的罪名都注重犯罪行为。

符合污点证人要求同时具备以下三个特征:①在侦查中供述的内容是与该案有重要联系,还没有被监察机关掌握证据的相关事实,或是本案中其他正犯或共犯的犯罪事实;②由于这些证据的提供,促使检察机关可以追诉其他同案犯或共犯的犯罪行为;③须得到检察机关的同意。因此,具有上述三个条件的污点证人,其供述的犯罪行为才可减轻或免予处罚。

  1. 除去上述案件中的主犯与共犯,对于其他的所供述他人犯罪情节,或者最低法定刑重于其本身所涉的犯罪的人,也能成为所列的污点证人。

在侦查讯问中,供述了与本罪有关的犯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的犯罪嫌疑人,并使检察机关能够追诉相关人员的罪行。这种污点证人制度的应用也要事先须获得司法机关的同意,具备以上特征的污点证人,司法机关也可根据犯罪情节,被害人的损害情况,对公共利益维护的意义等事项进行综合衡量,从而对其适当豁免。

(四)污点证人制度的豁免模式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是指犯罪活动的参与者为减轻或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与公诉机关进行合作,作为控方证人指证其他犯罪事实从而获得减轻或免除自己刑事责任的制度[11]。从其定义可以看出,污点证人制度的实质不过就是以与司法机关的合作换取一定程度的刑事豁免。以比较法的视角,污点证人的豁免主要有两种模式,即罪行豁免和证据使用豁免。

罪行豁免,是指司法机关不得基于污点证人所作的证人证言中涉及到犯罪行为而追究该污点证人的相关刑事责任。这项豁免制度目前主要体现在德国、新西兰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里。

证据使用豁免,特指污点证人在侦查中曾经向检察机关提供的证人证言和检察机关据此搜集的其他证据,不可以作为对该污点证人以后指控的不利证据。这一豁免制度目前主要出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部门地区的法律条文中。此外,也有一些欧美国家将两种豁免模式结合使用。比如,美国早期的联邦法就规定了罪行豁免制度,后又出现证据使用豁免制度[12]。在司法实践中,美国司法机关也会利用其他的证据来追究该污点证人自己供述的罪行。

基于不同立法模式的比较分析及我国刑事司法体系的具体特点,我国立法应当坚持罪行豁免与证据使用豁免相结合的污点证人豁免模式。具体来说,立法上应坚持以罪行豁免模式为主,证据使用豁免模式为辅。对于最低法定刑较轻,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或者非共同犯罪中的主犯的证人采取罪行豁免模式;同时,要考虑到以污点证人所提供的证人证言能追溯的犯罪情况与司法机关放弃对污点证人所涉及的犯罪的追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平衡,并在利益博弈中追求相对大的利益。

(五)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建立

  1. 启动权由检察机关享有

目前适用污点证人制度的国内外地区,绝大多数都由检察机关启动该程序。这主要是因为检察机关掌握着起诉权,承担着控诉职能,又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考虑,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启动污点证人豁免程序,不单体现了严谨的办案态度,对于该案犯罪事实的查明、最后成功起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 赋予污点证人豁免所相应的申请与建议权

如何确保让有犯罪污点的证人能够积极参与司法合作,这就必须要赋予污点证人对豁免制度启动权申请,即申请权与建议权。如果污点证人没有启动权的申请,而只是被动的接受,污点证人自我表达的权利就有所限制。因此,污点证人豁免制度要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有效推进,就需要将检察机关的启动权与污点证人制度的申请与建议权结合起来,方可达到效果。

  1. 污点证人身份转化

在适用污点证人制度时,尤其要特别注意污点证人其身份的转化问题。污点证人制度之所以在我国难以引进,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设想,在不同刑事诉讼的程序中,将一个人作为不同的主体进行看待。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具有不同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因而对污点证人的地位也应当在不同的诉讼参与人的身份下进行具体考量。在污点证人为控方作证时,其地位应当等同于证人,而在污点证人被当作有犯罪嫌疑的人进行讯问、侦查时,其地位应当等同于犯罪嫌疑人。因此,污点证人豁免这一制度要想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合理且适当的得以运行,必须要对污点证人的身份进行适时的转化,以确保最终的设计初衷和司法效果。

  1.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审查程序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审查程序必须是在法定期限中,由拥有启动权的检察机关做出豁免决定后,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对于性质特别严重或影响重大的案件中的作证豁免情况的运用,应层报至省级人民检察院甚至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1.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确定权应归属审判机关

为确保司法实践中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严密性,在检察机关对污点证人豁免的审查结束之后,应由审判机关来决定是否对该证人进行作证予以豁免。至于具体实践操作,可以由各级检察机关根据不同案件情况向其同级或更审判机关申请豁免,由审判机关受理案件,并最终做出是否对该污点证人豁免的决定。此外,若检察机关发现了污点证人有违反污点证人豁免程序的行为,可申请审判机关解除对该污点证人的豁免决定。

五、结语

随着污点证人制度的确立,在该制度走向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过程,亦是诉权与豁免权不断平衡博弈的过程。从立法层面来看,污点证人制度的确立初衷是为有效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更好地去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我国大陆应顺应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大趋势,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污点证人制度的相关设计经验,在实体法及程序法层面引进污点证人制度。在特定案件中由于污点证人的介入实现“在法律价值内涵和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公平,并且把每个案件中的决定与公众利益相联系,同时也防止对犯罪人合法利益的不平等侵犯。”[13]

 

 

 

 

 

 

 

 

[1]  详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昆刑三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4]娄丹丹:《“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探析》[J].法制与社会,2008,(8):151-152.

[5] 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17-18.

[6] 钱大群,钱元凯:《唐律论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111-112.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检察委员会决定的酌定不起诉的条件包括:“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和“免除刑罚”。在具体的情节设定上,这两个条款都规定了立功和减刑。

[8] 陈志娟:《对受贿罪有关问题的思考—以陈同海受贿案为例》[J].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0,(3):72-81.

[9]林山田:《刑事诉讼程序之基本原则》[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50

[10] 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8.

[11]杨杰、张庆宇:《“污点证人”豁免制度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0,(9):42—43.

[12]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5-18.

[13]江礼华:《外国刑事诉讼制度微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27.